樊丽明: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需要考虑回归、继承性和本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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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8-05-17 10:57

樊丽明: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需要考虑回归、继承性和本土化

2018-05-17 09:08来源:财经智库CASS改革/战略

原标题:樊丽明: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需要考虑回归、继承性和本土化

编者按

2018年5月10日,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召开“财政学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研讨会: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推动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”。会上,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教授将财政学研究分类为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,剖析了财政学研究存在的问题,并指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需要考虑回归基础理论研究,注意继承性并吸收中国财政改革和发展中的本土资源。

财政学研究分三类: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

中国财政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起点?我们应该做什么?这个题目很大,但是最近确实在零零星星思考这个问题。借用自然科学研究常用的一种分类,也就是按照财政学研究的问题性质和研究具体目的来划分,财政学研究有三类:第一类是基础研究;第二类是应用基础研究,实际上,我们在学校工作的人,所做的不少研究属于应用基础研究,我和张斌合作过的税收与GDP之间关系的梳理,以及无税GDP概念的提出,都属于应用基础理论研究;第三类是应用研究,这类研究成果智库形态表达出来,用各类研究报告的形态表达出来。

基础研究还是弱项

如果大家还认可这三类内容的划分,那么我们接着往前分析,从研究供给的角度来看,哪些供给比较充分,哪些供给不太充分。从需求的角度来看,就我们在学校工作的体会来说,对基础研究的需求是很旺盛的。每每讲到财政学的问题,觉得现在心里比较紧长的是财政学第一章第二章,很难讲,为什么?计划经济条件下沿袭下来的财政学,我们再讲显然不行,于是我们就转到了一个横断面式的财政学,一上来先讲市场缺陷,而不管其他经济运行模式。

在一线跟学生交流财政学的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?财政学从哪儿来?到哪儿去?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是一个挺大的挑战,所以我觉得基础研究是一个弱项。从供给来说,这两年我做过一些容易引起争论的统计分析,把财政学、税收学的几千篇的文章都做过统计,统计结论显示,真正安心做出来的跟基础研究有关的成果是很少的。所以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从需求旺盛还是供给不足来说,我们的基础研究是个弱项,这是我第的一个判断。

应用研究还不是强项

第二个判断是应用研究也不能说是我们的强项。尽管文章很多,但是我觉得应用研究主要是一个什么问题呢?房地产税、个人所得税研究需求非常旺盛。全国人大、国家税务总局、财政部等等,经常召请大家去讲、去写,说明对应用研究的成果有非常多的需求。我们非常努力,也提供了不少东西,但要从战略性,前瞻性、中立性几个方面来衡量的话,我觉得有些不足,所以我自己有一个基本判断,三类研究当中我们的“腰”比较粗,这是积极努力的成果,但是应用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。

加强基础研究

先就基础研究来说,我们大家都希望加强。到底怎么加强呢?现在我们是在这么一个点上,就是无论是从改革开放四十年,还是新中国建立七十年来说,财政学差不多处于二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学。我们的前辈花了很多心力,特别值得我们学习,立足于中国国情,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方法,总结了我们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实践,形成了N本财政主义社会学。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,是一个大的阶段。第二个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,我们感到这种前后分模式和实际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,财政学的解释力忽然“崩塌”,不能解释这个事了。怎么办?事实上,我们从90年代中期一直到在此之前或者说大概也到这个时间,我们基本上还是以引入的居多,这是第二个阶段。第三个阶段我们近年来在多个场合和大家都在探讨,怎么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,这个工作已经开始了,但是太艰难。我觉得特别需要考虑如何回归。

我们下一步所做的工作,我觉得回归特别有价值。怎么回归呢?财经院(财贸所)的这样一个群体所做的工作,会给我们不少的启发。回归在探讨当中要特别注意思想性的问题。我们学了何振一老师的《理论财政学》,我觉得彻底性、贯通性是很好的,公共需要论是可以贯通整个历史的,是从财政满足什么目的分析的。为什么会产生财政?就是因为有公共需要的存在,就是要满足公共需要,才产生的一种特殊分配活动或者是带有公共性的分配活动。再比如说我们学过王绍飞老师的专著(王绍飞的财政学基础理论著作主要有《财政学新论》和《改革财政学》——编者注),是从分配对象的角度说的,财政学分配什么的?剩余产品价值。我觉得这个思想的贯通性也是非常好的,我觉得在新的历史时期,现在要建立好、完善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学,我们要学习前辈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思想性特点。另一个继承性,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脱开对中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去完成,就这一点来讲我们来到财经院也有启发。第三个是本土化(我没有想得特别好,但是我觉得这个方面特别重要)。我们继承、分析中外财政思想史,而且要特别注意在思想性上多下工夫,关键在这个基础上还是要注意总结中国,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,财税制度的改革进程,解释中国,一定要立足中国本土来总结一些东西。转移支付怎么脱贫?现在说精准扶贫。扶贫的模式在不同国家不一样。按照我的分析框架,这个治理贫困的问题上是政府主导,或称政府供给为主导,第三部门和引领部门参与为辅的模式。这个模式跟发达的国家是有相当区别的,和我们的体制息息相关,由此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明显绩效,但是又有什么样的问题,都需要研究。所以,我们现在要加强基础研究,在这个方面我们确实有很多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值得思考。

应用研究要注意战略性、前瞻性和中立性

第二点想谈谈关于应用研究。上一辈学者做了很多工作,年轻的学者也做了很多工作。我思考的问题是,作为教学科研单位,我们都在致力于在智库建设上做一些事情,但是无论怎么做,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定位。第一,战略性。我们是要立足于战略性研究,而非战术性研究。各部门提的要求非常多,作为教学科研单位,毕竟不是财政部门,真正做战术性的东西我们真的是自愧不如,所以应该正像“财经战略研究院”的名字提示我们的一样,要在战略性上把持住坚守好。第二,前瞻性。因为做即时性的研究不是我们最擅长的,但是在战略研究上,我们要致力于构建学术型智库,很多大学都是这个定位。所以我们要着眼于进行前瞻性的研究,趋势性研究至关重要。第三,中立性。这是确保科学性的重要前提,我们要避免所谓部门性的问题,这样就使得我们作为教学科研单位,我们的立场、立足点符合我们的本意,符合教学科研单位的属性。

(根据录音整理,文章标题和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,未经樊丽明教授审阅)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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